外卖骑手“被外包”就没有劳动关系了？人大代表为1000多万小哥呼吁修法 | 上海声音

界面新闻记者 | 刘素楠

界面新闻编辑 | 彭朋

近期，美团、京东、饿了么纷纷表态为外卖骑手缴纳保险，在沪全国人大代表也将把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这一话题带到全国两会上讨论。

界面新闻从在沪全国人大代表、上海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贾宇处获悉，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他打算提交一份“关于加强灵活就业人员合法权益保障修订《劳动合同法》的议案”。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遇到了不少案件涉及这类问题。”贾宇说。2024年，上海法院审结涉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劳动争议案件1223件。这些案件揭示了外卖骑手维权难的共同困境，比如有的外卖骑手或“被外包”，或“被签订”自然人服务合作协议，当工作中出现受伤等情况主张权益时，用工平台或企业常常以此否认彼此存在劳动关系。

通过司法案件反观社会现实，贾宇前期开展了一些调研工作。他发现，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主要存在平台抽成比例过高、社会保险体系覆盖不足、收入模式单一以及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他指出，目前，上海外卖平台对配送费的抽成比例普遍在30%-50%，网约车平台抽成比例在25%-30%之间，部分情况下甚至更高。平台抽成比例过高，导致灵活就业人员为维持生计而被迫延长工作时间；抽成比例不透明，影响灵活就业人员收入稳定性。绝大部分人员低于上海平均工资，但每日工作时长高达10-14个小时。

再如关注度较高的社保问题，贾宇指出，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主要适用于传统劳动关系，未能有效覆盖灵活就业人员，导致该群体在医疗、养老等方面存在较大风险。其次，部分外卖平台虽强制要求骑手购买商业保险，但费用由骑手承担，增加其经济负担。由于成本考量，骑手往往选择理赔金额最低的保险，导致保障范围有限，难以有效应对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

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和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全国外卖骑手已经超过1000万人。

“外卖小哥不是‘跑腿的’，而是‘网约配送员’，他们很熟悉社区，能够融入社区的微治理、微网格。”同济大学国政学院副教授、同济大学全球城市与合作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葛天任曾如此表示。在上海抗疫情、战台风等事件中，众多外卖骑手保障了城市末端配送“最后一公里”，他们也因此被称为“绿衣侠”“红衣侠”。

贾宇指出，我国《劳动合同法》主要针对传统就业方式，难以适应灵活就业的特点和需求，大量灵活就业人员面临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劳动关系认定困难等问题，导致灵活就业人员在劳动报酬、劳动时间、社会保障、劳动安全等方面的合法权益保障不到位，不仅影响了灵活就业人员的切身利益，也制约了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因此，修订《劳动合同法》以加强灵活就业人员合法权益保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他指出，这既是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现实需要，是强化平台企业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公平就业、增强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

贾宇表示，对于此类案件，上海法院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做好相关案件的司法保障。比如，涉外卖骑手劳动关系纠纷案中，上海法院根据实际用工情况认定骑手与平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破除以连环外包等隐蔽手段规避用人责任的“障眼法”。

此外，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司法服务保障稳定就业的实施方案》，会同上海市人社局等出台了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工作意见，搭建调解平台。接下来，上海法院将继续紧盯此问题，依法妥善审理好新领域新类型劳动争议案件，推动更多劳动争议纠纷源头实质化解。